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：王某从劳务公司承接了一栋住宅楼的木工作业，由于王某自己没有人员，便找到了木工班长李某，由李某组织人员。不顺利的是，由于工期紧，李某工人缺少经验，施工过程中错误频出，最终劳务公司将王某清除出场。

王某被清出场，一算账感觉自己没有挣到多少利润。便开始拖延工人不给工人算账，并且不给劳务公司对账签字，并且怂恿工人去闹事。经主管部门出现协调，劳务公司同意多结一万给王某，并且协商好第2天办理手续。

第2天，李某来了，王某却迟迟没有出现。多次与王某联系，李某以有事搪塞。最终与李某沟通，才知道王某想要4万元的利润。劳务公司也以李某不出现无法结算为由，无法给工人付款。将索要工资行为变成了一个算账问题。

就这样一来二去推了半年，包工头王某多次怂恿李某上访，主管部门多次协调。每次都以劳务公司和王某达不成协议，王某单方面爽约不露面最终无法解决。

后来李某拿出了王某给他们打的欠款条找到劳务公司，希望先把欠款已打条拿到手。劳务公司与王某联系，王某以已经给李某支付生活费，并有银行收据为由拒绝劳务公司给李某直接支付。再找王某，王某踪迹不见。

本来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经过劳务公司与包工头对推，为了达到他们两方的利益，迟迟不能将工人的工资落实发放。

我的观点是直接给工人将工资发了，让包工头李某主动找劳务公司。可是朋友却说：由于当时没有实名制考勤，如果不与李某一次将转账算清楚。这次付了，下次李某还会打条让其他在这干过的人来找，将会有解决不完的事，最终我们谁也没有说服对方。

这时显得落实用工实名制尤为重要。

落实用工实名制，对包工头和劳务公司以及总承包都是一个约束，对农民工却是一个保护。但事实是很多农民工即使现场有考勤机，他们也总是不想过考勤，可能是嫌浪费时间，也可能是自由散漫惯了。希望他们能用合法的手段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受损害。